关于应对生源素质下降的思考与探索

以“不变”应“万变”

——关于应对生源素质下降的思考与探索

闾小文

2011年9月，梅岭中学扩大了办学规模，在西区开设了分校，这是一所按地段划分学区的公办初中，生源主要来自周边的拆迁小区，由于是第一年招生，学生对这所新学校一无所知，所以很大一部分基础比较好的、家长比较重视孩子教育的学生都纷纷择校离去，剩下的几乎就是“三无生”（孩子无成绩、家长无学历、家庭无权力）了，这些孩子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注意力不集中，自卑心理严重……面对这样的学生，原来的教学内容、教学进度、教学方法都不再有效。“穷”则思变，2012年3月，学校组织部分教师赴山东杜郎口参观学习，杜郎口开放式的课堂奇观令我们耳目一新，杜郎口的“合作交流、自主探究与反思”的教学模式犹如一缕春风吹进我们快要冻僵的心田，于是一种颠覆传统教学模式的“活力课堂”在梅岭中学京华城校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说到杜郎口，想必在座的都不陌生，有些老师不仅亲自去过杜郎口，而且还在杜郎口的课堂上一展风采。一直以来，教育界对杜郎口的教学模式也是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这里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只能说我是实实在在被我所看到的杜郎口感动了，感动我的方面很多，其中杜郎口人的“找不足，谋发展”“不惧失败，敢于尝试”的精神给了我极大鼓舞。

“不等不靠，不怨不叫”，在杜郎口精神的感召下，我调整心态，开始了关于应对生源素质下降的思考与探索：

一、变“抱怨”为“接受”。还没去京华城校区时，乐校长就明确告诉我们那里的学生有多么差，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抓学习，而是抓常规，甚至不对我们提分数的要求，带着这样的心理准备去了，结果看到的远比听到的的还要可怕：我虽然在98年来梅中之前曾经有过10年的薄弱学校教学经历，见过什么是差生，但像眼前这么集中的还从来没遇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初我接受的那个三班几乎集中我从98年——11年来在梅中所带过的所有班级中的倒数一二名。整整半个学期，我近乎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别人不屑做的事我做了，别人做到的事我做的别比人更好，都说天道酬勤，但这次我开始怀疑了，我不是爱抱怨的人，可一次次失望，我开始抱怨了。可是怀疑有用么？抱怨能解决问题吗？再说，怨谁呢？如果是别人还可以怨学校，因为是学校选送过去的，而我是自己主动请缨的；怨自己吗？我自己决定的事，怨自己不是犯傻吗？那就只有怨学生了，可是怨学生有用吗？再说这是他们的错吗？不聪明，不是他们的错，那是基因问题；习惯不好，不是他们的错，习惯是后天培养的，谁培养？他们的家长有几个会培养？有几个有空培养？他们就读的小学有几个是我们在座的老师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过去的学校？孩子没有错！如果说有错，那就是投错了胎。这样一想，我突然觉得这些孩子好可怜。所以每当我看到一些孩子因为作业不会写，书不会背，考试考不出来被老师体罚或变相体罚时就心痛。于是我就换位思考：如果我是这些孩子怎么办？如果他们是我的孩子怎么办？想着想着，渐渐地我接受了他们，渐渐地我喜欢上了他们。到初一结束时，我几乎是爱上了他们。现在我不仅相信“天道酬勤”，而且我相信“天道酬勤不酬怨”。

二、变“检查”为“采风”。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检查而又惧怕甚至抵制检查，习惯检查是因为检查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问题，发现问题可以促进我们去解决问题；检查本是好事，但凡事物极必反，所以我们又惧怕甚至抵制检查，因为只要是检查就必然会出现问题（否则就是检查者无能），出现了问题就往往会分析问题，追究问题的责任，经常发现，就经常要分析；经常分析，就要经常追究；经常追究，就经常遭批评，于是我们就本能地想逃避检查，抵制检查，于是应付者有之，造假者有之，无所谓者有之……而我们之于学生的检查就如同上级之于我们的检查，其项目之繁、密度之大、方式之多、手段之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比较下来，我们不难理解学生整天接受各种检查的痛苦和无奈，在这种长期的痛苦与无奈中，有多少学生还能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和主动的求知欲？

鉴于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妨尝试变“检查”为“采风”，“采风”本是指对民情风俗以及地方民歌民谣的采集，采风者总是带着一双慧眼去那些偏僻贫寒的边远地区发现别样的风景，他们不是检查者，检查者是找“污点”，采风者是找“亮点”，被检查者越找越来气，被采风者越采越来劲。

现在我们不妨打这样一个比方：将一流学生（树人）比成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将三流甚至四流五流的学生（京华城校区）比成偏远的陕甘宁地区，你看我们去陕甘宁是采风呢，还是检查呢？

弄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我不再以检查者的身份出现在学生面前，而是变“检查”为“采风”，王敏禹不会写，可是他会说；叶名啸说得虽然结结巴巴，但是声音响亮；蒋昊不会读书，可是模拟课文中某个人物的语言神态可谓惟妙惟肖；朱杰宇写文章虽然有点偏激，但他看问题总比别人要深刻一些；陈雨虽然考试成绩不咋的，但平时死记硬背的听写总能顺利过关；薛炜凡虽然不写作业不读书，可是脑子还挺好使，只要心情好，一篇课外文言小短文他还能读出个大概……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下去。几乎每天我都会以群发的方式表扬一批学生。因为我的身份变了，我发现课堂上学生抬头的多了，面无表情的少了；肯发言的多了，开小差的少了；课后主动找我交流的多了，看到我绕着走的少了；回家先写语文作业的多了，偷工减料的少了；考试下来，优良的多了，不及格的少了……而我自己，快乐多了，烦恼少了。

三、变“传授”为“策划”，变“听讲”为“展示”。自本世纪初新课标一出台，关于“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教师是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让学生参与学习是课程实施的核心”“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些理念已经是耳熟能详，烂熟于心，但真正落实到每节课似乎远没有上一节公开课或者参加一次优质课比赛那么容易，“课程标准是新的，教材是新的，教学设备是新的，然而课堂教学涛声依旧”的现象绝不是个别。原因很简单——要考试。初到京华城校区，我也有过这样的顾虑，但是后来发现，在这边讲1遍大部分学生就能掌握的知识，在那边讲5遍大部分人才弄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时，我发现教师讲与不讲并无多大差别，于是又我开始反思：为什么天道不酬勤？

与此同时，我正在利用休息日学习驾驶，练习倒桩时，教练一直在旁边指挥，我倒也完成得顺利，可是教练一离开就手忙脚乱，眼看考期接近可我还是不能独立完成，好脾气的教练也终于忍不住了：别人最多练习两三次就过关，你已经练了五次啦！这句对于汽车教练而言可能是最温柔的批评在我听来却似一根针刺进我的耳鼓，我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

第二天是阶段性测试，我被安排监考，监考是一件特无聊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瞪大眼睛开小差，那段时间满脑子都是考倒桩，看着教室地面那一块块四四方方的大理石，我不禁将它们与倒桩中的“库”联系起来了，于是我便徒手练习起来，边回忆便练习，忽然间茅塞顿开，所有的步骤一下子清清楚楚。监考一结束，我便主动打电话给教练要求利用午休时间实战练习一下。一切都在预计中，这一次一上车便应付自如，得心应手，教练很是诧异，问我怎么一下子开了窍，我笑说，那是因为我以前都是被动接受，而现在我学会了自主探究，主动学习了。也正是基于练车的顿悟，我下定了改变传统课堂模式的决心，变教师的“传授者”为“策划者”，变学生的“听讲”为“展示”，真正将讲台让给学生，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可是，当真正实施后，才发现困难重重，我们的孩子本来就极度自卑，再加上底子薄，能力差，让他们站到讲台前讲话比登天还难；即便肯开口了，也是词不达意，话不成句，句不成群，最终还得由老师讲解。教学任务原本就紧，如此这般，岂不白白浪费时间？可是杜郎口的孩子为什么就个个敢说，人人能说呢？如此一想，如何让学生主动说，说什么，怎么说，成了我首要解决的问题。

很多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路边有人促销商品，你原本没有购买的念头，但看到很多人围观，于是你也上去凑个热闹，在兜售者能把稻草吹成金条的蛊惑下，你开始犹豫了，这时你看到人群中有人掏钱了，接着又有人购买了，看样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于是你一咬牙，买了！回到家才知道自己上当了，原来那些人是“托儿”。 其实这种促销方式都是利用了人的从众的心理。

从众心理即指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知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从众心理是大部分个体普遍所有的心理现象。就其意义说,从众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我们上面提到的“托儿”的本质是“骗”，其意义是消极的，但如果我们培养几个“课托”并安插在课堂上，利用人的从众心理，将其他学生纷纷“骗”上讲台，最终达到将讲台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课堂主人的目的，这样的从众效应岂不就是积极意义的？

利用这种效应，在“描红”“临帖”甚至试图“超越”杜郎口的过程中，我做了以下尝试：

1、建立学习合作小组。按“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根据性别比例、兴趣倾向、学习水准、交往技能、守纪情况等合理搭配，我将全班分成6组，每组6人并按照学业水平给他们编制1、2、3、4、5、6号，按长方形围坐，以便启发引导之后，学生面对面地进行小组讨论。

2、物色“课托儿”。我们在组建班集体，选举班干部时往往采用自荐与他荐相结合的方式，选举过程是公开透明的，而物色“课托儿”则不同，需要悄悄地进行，本着兼顾性别，着重能力的原则，我从每小组挑选了六位口头表达能力强些、胆子大些、悟性强些且语文基础好些学生作为首批培训对象。

3、确定培训周期。在行为心理学中，人们把一个人的新习惯或理念的形成并得以巩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称之为21天效应。这是说，一个人的动作或想法，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想法。利用21天效应，我将三个星期作为培训时间。

4、培训“课托儿”。在每节新授课课前我利用午休时间或晚放学后的时间将6个“托儿”召集到一起，先向他们了解预习情况（预习导学全班已提前布置），在他们进行预习交流时，我时而倾听，时而参与讨论，时而适时点拨，有时遇到大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我则不漏痕迹地将我的思考“泄露”给他们。在学生对即将展示的问题基本掌握后，我便让他们模拟上台发言，在发言过程中，我从站姿、表情、语速、音量、肢体、条理等方面及时进行点评、指正、示范。为防止正式上课时没人做“第一个”或中途出现冷场，我又悄悄指定了第一个发言者和中途的“救场”者。

5、发展“课托儿”。为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课堂，接着我又教会6个“课托”在各自的小组内培养下一个“课托”，比如将一些简单的问题交给组内的5号、6号，根据“课托”的兴趣、爱好、特长等安排他们朗读、表演、板书等等，这样兵教兵，兵带兵，兵强兵，全班36位同学几乎个个都成了“课托”。

需要注意的是，当某个“托儿”怯场或者课堂上出现冷场时，我则对着某个“托儿”挤一挤眼，努一努嘴，或者边说话便走到某个“托儿”身后用手指顶一顶，用胳膊肘捣一捣，……耍这样一些小动作，将“课托儿”逼上台，将学生“骗”上台，最后达到人人敢讲话，个个会讲话的效果。

通过三个星期的强化训练，一种颠覆传统教学模式的生态课堂悄然诞生，课堂上，原本自信的现在更积极了，原本胆怯的现在也跃跃欲试了，原本说话词不达意、话不成句的现在也能较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了；课堂上呈现出生生平等、师生平等自然和谐的局面，自主与合作并存、探究与生成共生、开放与选择互赢……学生的个性被尊重，求知欲望被激发，生命活力被唤醒。如果将课堂比成那一片开阔的草地，那么学生就是那在天空飞翔的风筝，而手拽风筝线的人就是教师。而这一切要归功于学生从“课托儿”到真正的“课堂主人”的蝶变。